中國公共安全裝備網訊：免費成為中國公共安全裝備網會員的通告，報名特種機器人研討會暨第十三屆國際警用消防裝備發展論壇

國與國之間競爭的實質是什么？有人說是科技的競爭，有人說是人才的競爭。這些也對，但都沒說到根上。國家之間的競爭本質上是制度的競爭，是國家之間在制度供給能力上的競爭，主要體現在國家靈敏度即反饋能力上。制度競爭看不見、摸不著，并且愈來愈激烈，誰的制度好，人才、資金、技術等資源就會流向那里。

當今世界各主要文明體面臨的亂象與危機

美國存在的最大問題是貧富差距大，基本社會保障不完善，社會不穩定。美銀美林的一項調查顯示，近30年來，占人口90%的美國底層家庭擁有的總體財富在全國所占比例直線下滑，從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財富占比自上世紀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已經升至22%。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不僅是經濟不景氣所致，也反映出政策和制度層面的失調。

與美國自冷戰結束以后不斷消減福利相比，歐洲的問題不是福利太低而是太高。高福利原本是社會發展下經濟繁榮的正面反應，是政府造福于國民的重要措施，但凡事過猶不及，高福利制造了一批社會“寄生蟲”，一些人寧愿躺在高福利制度上睡覺，也不愿工作。此外，由于出生率不斷下降，老齡化讓社會福利制度的包袱日益沉重。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正是高福利制度與財政能力不足之間的長期矛盾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中國的問題在于經濟增長進入逐步趨緩的新常態，供需矛盾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需求側結構日益豐富多元，并開始飛速向服務化、高端化和個性化升級轉型，而供給側發展則欠缺活力，嚴重滯后，傳統模式難以有效滿足新需求，因此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諸如行業產能過剩與企業稅負債務水平居高不下等問題。

供給側改革關鍵在于創新

面對亂象與危機，誰能首先通過變革走出當前的困境，誰就能在競爭中拔得頭籌，進而引領世界的發展。我國正在實施的供給側改革，就是要通過制度的變革來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自供給側改革成為熱詞，各種說法不一而足。無論是需求側管理，還是供給側改革，其目的都是要理順供需關系，推動經濟增長。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改革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說到底，當前我國提出供給側改革是要解決實際問題的。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有效需求不足”是著眼于短期，供給學派“有效供給不足”著眼于中期，那么熊彼特為代表的創新經濟學的“創新不足”，則是影響經濟社會長期穩定持續發展的最根本、最深刻、最長遠的原因。中國供給側改革就是要解決創新不足的問題。這也是我國的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政策主張的重要差別之一。

進入21世紀，全球經濟的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創造性破壞的特征，在那些喪失了比較優勢的產業衰落的同時，順應比較優勢動態變化的產業茁壯興起，以及缺乏競爭力的企業退出并消亡，更具競爭力的企業進入并成長。這個過程表現為創造性破壞，恰恰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過程。經濟在創造性破壞過程中淘汰舊的技術和生產體系，并建立起新的生產體系，從而實現結構變遷和經濟增長。而創新就是推動這一經濟動態過程的最根本原因。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本質是發展動力的轉變，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創造性破壞時期”。在創造性破壞過程中，“破壞”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而“創造”卻需要有相應的制度條件和政策環境。因此，供給側改革就是要破除阻礙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讓一切有利于創新思想涌現的創新愿望得到尊重、創新活動得到鼓勵、創新才能得到發揮、創新成果得到肯定。

抓不住供給側改革的本質，供給側改革就會在實踐中走樣。去年年底以來，一線城市和二線熱點城市房價進入“飛行模式”。一方面強調房產去庫存，另一方面房價卻在瘋漲。不是通過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農民工進城的財稅、土地等配套制度，通過人的城鎮化“去庫存”，而是通過加杠桿導致樓市“虛火”上升，既會催生房地產市場泡沫，放大金融風險，還會導致實體經濟“失血”和“空心化”。近期，深圳高房價與高工資給制造業帶來巨大壓力，華為“外遷”事件風波未平之時，中興通訊也傳出外遷消息?！皦阎疚闯晟硐人馈?，在價格上漲的通道中，“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究竟能走多遠？

供給側改革要符合市場規則

習近平總書記日前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任務，必須在推動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上來一個根本性轉變，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性發展，大幅增加公共科技供給，讓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環境、更好的醫療衛生服務、更放心的食品藥品。這是對供給側改革本質最深刻的詮釋。供給側改革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是要解決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不匹配，從政策的角度來說就是要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具體來說，就是政府要通過對于行政管制的放松激發市場活力，完善發揮市場作用，促進創新，從而使供需雙方由不相匹配走向重新適應。供給側改革既不是走計劃經濟的“老路”，也不是走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的“歪路”。供給側改革所強調的是政府的行為要符合市場規則，利用市場本身的力量來干預市場，而不是完全放棄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在這方面，新型研發機構的經驗值得借鑒。

新型研發機構以多主體的方式投資、多樣化的模式組建、企業化的機制運作，與傳統科研機構都有很大的不同。這種研發機構從誕生開始就與產業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具有非常明確的創新目標和研發導向，形成了政產學研資一體化、創新創業創富一體化、研究開發產業一體化的“三個一體化”創新機制。這種建立在市場化機制上的創新機制實現了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的緊密融合，突破了傳統創新鏈條各個環節獨立性強，容易“斷鏈”的弊端，從根本上解決了經濟科技“兩張皮”的問題，也很好地回答了在供給側改革中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由深圳市政府和清華大學共建的新型研發機構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成立不到20年，就已經累計孵化企業1500多家，培育上市公司超過18家。這是傳統科研機構很難想象的成就。

新型研發機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非共性技術的供給問題。但在關鍵核心技術的供給上，僅僅靠研發組織的創新還是不夠的，還需要通過改革原有的扶持機制，搞揭榜掛帥，并開放市場進行試點應用，以現場應用效果說話，挑出真正能經得起科學實驗、經得起產業化試點的技術創新。一項核心技術的突破可以造就一個巨大的產業，一個巨大的公司，大到甚至可以制定行業政策制定行業規則。實體經濟有了新方向、新產業，才能為去產能、調整結構提供一個相對寬松的空間，供給側改革才能行之將遠。